纪录片《中国书法五千年》（2013）截图。文撰田方猛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） 1997年秋天，我刚入学不久，就听到了郑业夫先生的讲座。他演讲的题目是《汽车文明批判》。那时我是他的观众。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选修了他的《城市社会学》课程，有幸成为他的学生。毕业后，我继续与他交流。在一本书的后记中，他称我为“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朋友”，我当时从未梦想过认真对待这一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皮越来越厚，我也逐渐接受了。我和老公的年龄相差快三十岁。我们成为爱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。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童心未减。他时不时就会“少年狂”不过我们这些小辈看起来更成熟一些。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关注中国学术思想的动向，当时所关注的数字对我来说并不新鲜。只有叶府能给我智力上的刺激。他最近推出的《从文字到书法》是一部“重口味”的作品。 《从文字到书法》 作者：郑业夫 版本：敦煌文艺出版社 2025年10月 拨开书法史上的迷雾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之一。早期的书写活动是如何成为书法艺术的？这就是叶夫书中讲述的故事。为此，他探索了商代至唐代木拉的许多事件和人物，不仅说出了别人没有说的话，而且对现有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。这本书或许会颠覆公众对书法史的印象，动摇专业学者的判断。颜真卿《侄子纪念手稿》部分。野夫澄清书写与书法不同。前者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，后者则承载着装饰和标签维护的审美功能。书法的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。首先，纸取代竹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，因为作家只能在纸上进行艺术创作，竹简的利用空间非常有限。二是庞大的作家群体。叶甫认为，东汉时期，中国有十万多人用纸书写。其中追求审美风格的人成为中国第一批书法家。他们的作品在汉代碑刻中可见一斑。近千年出现的甲骨文、金文、篆书、简篆等都不能归为书法。野夫还解开了文字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的迷思。例如，中国最早的文字不是甲骨文，而是写在竹木上的书法。叶夫在他的书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证据。首先，考古学家在甲骨文上发现了墨字。其次，甲骨文上的“迿”字和“书”字分别代表毛笔和竹简，说明当时已经存在毛笔文字。第三个证据是他的独特发现：古汉语的书写顺序总是从上到下，从右到左。这只能归因于从竹简开始的书写习惯，而甲骨文和铜的书写不一定遵循这个顺序。 《说文解字》 作者：【东汉】许慎 译注：唐克敬 版本：中华书局 2023 年 2 月 野府 还指出，秦汉简主要用作隶书，而不是小篆。 《说文解字》作者徐慎提出小篆在其经典作品中的地位。徐先生生活在秦朝之前三个世纪，他发现刻有篆书的器物比刻有隶书的秦简更容易，这导致了后人的误传。夜父并没有完全否认许慎的误会。他公正地评论说，如果许慎不把小篆视为秦朝的“正统”文字，这种文字可能就不会留存于世。如果名字不正确，那么单词也不正确。对写作和书法的概念分析是整本书论证的核心。野夫进一步用四个标准来定义书法：目的、认可、签名和水平。据此，他审视了历史上一些“书法家”的可疑身份。李斯一直被认为是小篆模型和始皇石刻的作者。叶夫在书中列出了他收集到的所有书证。ted，然后一一检查以证明它是错误的。正如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样，野夫拨开了书法史上积攒的迷雾：综上所述，秦代三百多年后，有许慎关于李斯请同文与李斯等三位高官创制小篆的说法；秦代五百多年后，魏衡就有李斯篆刻石刻的说法；秦朝七百年后的《水经注》强化了上述说法。上述说法，在距秦仅八十年的《史记》中根本找不到。许慎、魏恒、郦道元等人提出这些主张时，却拿不出秦汉初年的文字记载。保守地说，他们无法证明李斯与叔同文、《小篆》、秦朝的关系。库分析赋与想象：明代王琪、王思仪《三才图会》中钟繇（151—230）的肖像。钟繇是书法史上的又一位传奇人物。野夫指出，这个神话成真的可能性很小，钟繇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和一个好的书法家。书中呈现的考证技巧，就像一位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军官。我每走一步都感到震惊，但我还是忍不住鼓掌。由于篇幅所限，我这里就不“剧透”叶夫的论证过程了。读者可以购买本书并自行欣赏。在我看来，作为一个书法门外汉，他说的版本恐怕更接近历史真相。 《从写作到书法》最精彩的内容不是“破”部分，而是“立”部分。野夫在序言中直言：“史料缺乏，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。ans经常遇到。近现代史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古代史。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书中多处出现了“作者的猜测”，可以让训练有素的学者发笑——这人难道只靠“想象力”来做研究吗？俗话说，戏剧不够，鬼就会来补。当然，学习不能依靠神奇的叙述，而是需要一种“社会学的想象力”（米尔斯的话）。叶夫认为，想象力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不是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的。“这种想象力” “不是狂野与狂野，而是在有限的事实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的双重约束下的一种想象。”这种“逻辑可能性”的想象没有证据，却又合情合理。有时候我会着迷于历史小说，这类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填补自己想象中的历史。书中留下的空白。历史文献我们看到的就像一幅简单的画，有很多碎片。高水平的历史小说家可以把破损的部分连接起来，告诉你这幅画原来画的是猫还是老虎。可见，18世纪“脑补”的想象力，人们对pthat型的理解是有想象力的。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从意图和想法出发探索行为的动机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依靠观察和实验证据。野夫也有类似的观点：“近代历史的发展必须妥善管理想象，而不是排斥想象。将史实与想象混为一谈是前现代历史，而拒绝想象而死守史书则是可怜的现代侏儒。”相比于其他领域的研究，书法史或许给叶甫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间，因为这门艺术的历史忘记了很多留存的书法家。据叶夫推测，有士大夫出身的书法家，一半有历史记载，而另一半平民身份则没有记载。幸运的是，后者中仍然有一些幸运者以各种方式留下了笔墨，所以才有可能将像冯承素、僧安道一这样几乎默默无闻的书法家从历史的汪洋中拯救出来。他们的再次出现，让读者看到了书法史上的又一次辉煌闪光。书写另类历史的秘密人类学家严云翔曾问叶夫：“你的作品这么美，为什么？”他顿了顿，回答道：“我明白，你没有项目。”如今，学界人士都明白项目有多么重要，每年都在忙着申请各级科研经费。然而，叶夫却保持着冷漠，从不申请项目，专注于他关心的问题。退休了他已经在那里了，当然也在那里没有项目。他毫不谦虚地告诉读者：“作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法爱好者，没有任何使命地进入书法史的阅读和书写。无处不在的‘认祖宗’和对神的赞美，鼓励我反其道而行之。”相反，许多书法界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抬高了书法艺术，不加反思地崇拜这一行的祖先和图腾。超越性是野夫打破成见的消极因素，但并不构成充分条件。下面将讨论积极因素。叶夫常说，他的学术研究是趋同性的，即围绕一个话题从多个角度寻找证据，围绕一个论点从多个方面整理材料。 《从文字到书法》不到两百页，却涉及到美术史、政治史、生态史等历史知识。经济史、科技史、社会史、宗教史。作者字里行间反思了他的西方和中国文化，最后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书法未来的影响。这种讨论方法要求作者不仅要掌握书法演变的“内部历史”，还要了解这门艺术的“外部历史”。只有将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，才能明确书法的基本框架。纪录片《敦煌书法》（2010）截图。野夫在接受《书法报》编辑采访时说：“如果让我给这本书分类的话，我认为它属于知识社会学。”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、社会学家曼海姆很早就说过：“……只有当研究人员能够从思想‘内部’研究思想，即研究其内部逻辑结构，并从思想‘外部’研究思想时，s，研究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条件，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将会卓有成效。将这句话中的“思想”换成“书法”，可以直接用来形容“从文字到书法”的研究方法。我预言这本书将成为知识社会学的典范，因为叶夫对书法演变的内在和外在逻辑有着深刻而全面的理解。例如，叶甫在解释明代为何流行“官阁体”时，并没有拘泥于一端，而是从广义上分析了三个因素：“官阁、考场、市井三大体系，皇帝、考官、读书人三个角色，都选择了非个人化的字体，一致的阅读符号。”然后他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写了一篇回顾性评论，堪称全书的亮点：汉字书写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循环。从写c书法，然后是表现个性的书法。然而，在博物馆、考场和市场这三个主要区域，它们都恢复了非个人化的字体。这一圈没有白来，书法是在永远不会再离开现场的路上写下的。把个性化的书法留在艺术上，把非个性化的字体留在纸上——这就是汉字书写的轨迹。我无法从更专业的角度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。这个任务，就该交给方家了。然而，我们每年都能成为朋友的事实表明，我和他还是有一些共同点——我们不满足于廉价的解释，我们都渴望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他曾经说过，读曼海姆的书是一种乐趣，我也读他的书。作者/编者：田芳猛/校对：罗东/刘宝庆